1953年3月19日，刚刚与沃森一起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忙里偷闲，给那时才12岁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温情地描述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发现”并细致地解释DNA“非常漂亮”的结构如何能够储存并复制生命的编码。整整60年后的2013年3月19日，这封长达七页的亲笔信在纽约一家拍卖行里以530万美元的高价被一位匿名买主购得。这个成交额大大超越五年前林肯总统一封书信的拍卖价，创新私人信件拍卖记录。
克里克那时已经去世九年。同时被拍卖的还有他当年赢得的诺贝尔奖奖章及其它纪念品。他的儿子和孙女将拍卖所得一部分捐献给克里克生前服务的研究所以及正在英国创立的克里克研究所。
一年多后，沃森也把自己的诺贝尔奖奖章拿出来拍卖，由一位俄罗斯富豪以41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个成交额几乎是克里克的奖章卖得227万美元的两倍，让沃森颇感欣慰。
诺贝尔奖获得者去世后，他们的奖章由后代拍卖并不鲜见。但沃森健在，本人拍卖如此珍贵的奖章尚属史无前例。新闻媒体一时议论纷纷，猜测沃森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十年前，沃森正处于人生巅峰。人类基因组计划特地选定2003年的4月25日——沃森和克里克DNA双螺旋结构论文问世50周年——作为人类基因组测序“大功告成”的日子。曾经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的沃森在那一天圆满完成“从双螺旋到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阶梯”的个人学术征途。
已经75岁高龄的沃森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放荡不羁、“随心所欲地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但他口直心快的个性依然如故。在接受采访展望方兴未艾的基因时代时，沃森表示人类有希望根除一个普遍存在、总让他没耐心应付的弊病：愚蠢。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从小学起就属于最落后的百分之十，其原因只能归结为遗传。愚蠢也是遗传病，可以并应该通过基因疗法治愈。
四年后，沃森再度接受采访，仍旧对愚蠢耿耿于怀。这一次，他以非洲的落后为例，将之归咎于当地人的智商。年近八旬的沃森明白那是一个敏感话题，却还是忍不住直话直说。他声称自己真心希望人人生而平等，但“只要与黑人雇员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那并非事实”。
此言一出，舆论大哗。曾经作为达文波特推行优生学大本营的冷泉港实验室首当其冲。沃森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去他的实验室主任职务，“提前”退休。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兢兢业业近40年，一手将历史悠久，但也陈旧破败的实验室改建为别具一格的现代生物学研究基地。念及旧情，他被恩准保留“荣退主任”头衔，还可以自由出入实验室出席学术活动。
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有着不同的外表体征，比如最容易注意到的肤色。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那是生活环境使然。北方的人不常晒到太阳，皮肤白皙。而终日暴晒下的南方人就只能皮肤黝黑。他相信只要调换居住地域，人的肤色就会随之改变。
这个天真的想法不切实际。人的肤色更多地来自先天遗传，正是种族的标志之一。不过古希腊时还没有“种族”（race）的概念。它要等到文艺复兴的15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出现，描述的却只是动物的血缘传承。那时候，人类已经知道动物的种族在杂交育种中极为重要：育种时必须选取“良种”，避开“劣种”。
如此以血缘关系为动物归类的方式不久也顺理成章地应用于人类自身，作为家族和部落的自然延伸。原始的部落战争蜕变为现代的种族冲突，延绵至今。
19世纪初，年轻的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看到不同的岛上生存着不同的雀后恍然大悟：地理的隔离使得原本相同的雀在不同岛屿上经历不同环境的选择，分别进化成彼此相异的雀种。他由此而来的《物种起源》并没有涉及人类的种族，但出版后还是遭到哈佛大学人类学权威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抨击。因为达尔文在书中绘出的生命之树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人类的不同种族应该与雀的不同种类相似，属于树上同一个节点生出的不同枝桠。阿加西斯觉得这不可接受。他主张“多种族源头论”（polygenism），认定人类至少有三个分立的种族：白人、黑人和亚洲人各有各的“亚当”（Adam）和“夏娃”（Eve）——《圣经》中的人类祖先——互不相干。
阿加西斯的挑战未能撼动达尔文的远见。进化论在随后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证实。摩尔根的学生杜布赞斯基长期收集、观察野生果蝇的行为。他将蝇群中具备相同基因变异的果蝇定义为“种族”，延续这个名称的初始含义。他还通过实验展现不同种族的果蝇在不同环境中壮大而成“当地”的主导“人口”，实际地再现达尔文的进化猜想。不过，当杜布赞斯基的学生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将同样的方法直接应用于人类的种族时，却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基因在同一种族的人口内即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竟远远超越它们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因此，人类的种族不可能通过基因的差异区分。人们视之为血脉承继的种族之分压根不具备遗传学根据，也就不会各有各的祖先1。
那还是分子生物学初露锋芒的1960年代，列文廷无法直接观察人体的基因，只能通过测量不同种族人体内一些蛋白质含量的多寡推测其背后基因的分布。但他这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经受了时间考验，几十年后在远为精确的基因测序中得到证实。比较来自不同人的基因组序列，可以看到彼此的差异更多地出现在同一种族之内，超过不同种族之间。这样一来，即使完全掌握一个人的基因组信息，也不可能确定该人所属的种族。
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不同，浩瀚的大海、广柔的陆地和重山峻岭从来没能彻底隔绝在不同区域生活的智慧并勇敢的人类。他们互相交往、交配并生育后代，保持人类作为同一物种。人类的不同种族因而并不是达尔文生命之树上的枝桠，无法通过基因的区别辨认。
当然基因与种族有关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镰状细胞贫血症的基因突变几乎只会在黑人体内出现。现代马拉松的冠军基本上由出生于非洲东部肯尼亚或埃塞尔比亚的健将包揽，那里的人举世无双地拥有一种最适合长跑的特殊基因。如果在一个人的基因组发现这样的基因，它们的确可以作为标记判断该人的种族。这样的情形只是非常少有的特例，也只限于单一基因所决定的简单性状。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的基因中不存在这样的标记，因而无从辨认种族。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现实生活中的白人、黑人还是亚洲人一望可知，并不需要追究肉眼不可见的基因。正是由于肤色、体型和其它清晰的外表特征之别，“人以群分”的种族概念经久不衰。种族也不限于黑人、白人或亚洲人之分。希特勒心目中的优等种族不是笼统的白人，只是其中的日耳曼或雅利安纯正血统。同为亚洲人，中国人、韩国人与日本人之间也会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势不两立。诸如此类的种族之分更不具备血缘遗传根据，属于人们对出生地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感。
但是，或者自然而然或者别有用心，种族一直是人类评判能力和才华的一个重要依据。
客观、定量地衡量人类身高、体重、容貌、速度、力量等等并予以统计分析是优生学始作俑者高尔顿最为热衷的课题。他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收集原始数据，与学生皮尔逊一起发明统计学方法。几乎没有例外，这些体征在人口中均呈现接近标准的正态分布，也就是人们熟悉的钟型曲线。比如个子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总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的身高处于平均值的附近。将不同群体的人分开统计，各自的钟型曲线又可以一目了然地显示彼此差别：虽然某个女子能比某个男子高一头，整体上女人的个子还是比男人矮。
钟型曲线所描述的体征显然与只有男女之分的性别或者孟德尔实验田里豌豆的高茎和低茎、白花与紫花等泾渭分明的性状不同，不具备只存在分立数值的“量子性”。与高尔顿同时代的统计学家菲舍尔指出那其实也是孟德尔遗传定律的表现，只是身高体重这些性状背后不只是单个的遗传因子。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多个基因共同决定的外在性状会呈现连续的钟型曲线分布。
高尔顿更为关心的是不像身高那么显而易见的智力及其遗传。他挖空心思设计问卷，以五花八门的题目考查被测者的观察、理解、判断、运算和逻辑等智慧能力。接受这样“考试”的人会得到一个总分，那便是这个人的智商。有了这么一个衡量智力的简单数字，评判、比较不同人的智力即刻变得与分析他们的身高同样方便。也与身高相同，人们的智商分布是钟型曲线。智商特别高的人属于出类拔萃的天才，智商过低的也就是少见的弱智。
大规模的智商测验首先由戈达德在美国的新移民和军队中展开。他从所得分数中看到新移民中意大利人、犹太人和俄国人的弱智比例竟高达百分之八十，年轻士兵中黑人的智商也明显低于白人。于是，人类种族对抗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劣等种族”观念在20世纪初有了科学的依据。美国政府因之修改移民法，限制来自“不合适”国家的移民。在欧洲，种族歧视甚嚣尘上，导致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遭遇灭顶之灾。
但与他那本漏洞百出的《卡利卡克家族》一样，戈达德的智商测验很快被揭露、驳斥得体无完肤。参加测验的新移民大多不懂英语。士兵中黑人的文盲比例也远大于白人。他们无法看懂或听懂试卷中的问题，被测试的其实只是他们的语言和知识，甚至应付考试的能力。这些取决于后天的受教育程度，并非先天的智商。
不过作为测试智力几乎唯一的手段，智商测验并没有因为这些缺陷以及优生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臭名昭著被遗弃。后代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孜孜不倦地继续改进、完善所用的考题和考试方式，使之越来越接近测试真实的智商。只是在学术研究以外，智商长期以来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资中的一个抽象概念，不再受重视。
直到1994年，一本以《钟型曲线》2为题的书在美国出版，平地一声雷般再次掀起沉寂已久的波澜。
《钟型曲线》不是大众作品，更像是一部学术著作。两位作者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默里（Charles Murray）都拥有博士学位，分别是哈佛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和一所研究机构的政治学家。他们系统地收集、分析近些年的智商测验结果，如其副标题所言揭示“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3。这样一本书生气十足的作品居然在面世后洛阳纸贵。
赫恩斯坦和默里深知戈达德的前车之鉴，没有简单地将智商测验的结果与被测试者的智力直接画等号。但时代毕竟不同，在今天美国生活的移民后代和黑人大都受过起码的基础教育，不再是戈达德那时语言不通的文盲。两位作者细致地考察现代智商测验的公正程度，认真地以统计手段从中剔除来自受试者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后天因素造成的偏差。如此这般之后，他们发现美国黑人的智商曲线与美国白人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这剩余的差别只能来自先天的基因，正如女人与男人的身高之差。
一石激起千层浪。《钟型曲线》虽然表面上看似学术专著，其中的研究成果却从未经受过同行评议检验。书的畅销和社会影响立即引起学术界的警觉和反弹。各方专家纷纷出面口诛笔伐，分门别类地指出书中结论和方法上的破绽。
人们表现出的智力是来自先天的自然还是后天的养育是生物学界旷日持久的争执。尽管智商测验在高尔顿和戈达德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革，尽管赫恩斯坦和默里号称已经面面俱到地从结果中排除后天环境因素，他们最终采纳的钟型曲线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先天的智商，还会有多少后天养育成分混迹其中依然是未知数。
智商是一个简单的总分数。与考试得分一样，它并不能反映各位学生的全貌。学生甲可能会对一类题目得心应手，却在另一类题目上差强人意。学生乙则可能刚好相反。如果考卷中两类题目的比例刚好相等，两位学生会得到同样的总分。然而，如果老师在选题时碰巧侧重前一类题目，学生甲就会幸运地得到比学生乙高出很多的分数。反之亦然。同样的情形也会在智商测验中人为地改变结果。仔细考察《钟型曲线》中引用的原始数据，可以看到智商不相上下的受试者在试卷不同部分表现迥异。如果改变这些部分的相对比重，他们的智商就会出现明显的差别。这样，智商测验不可能完全客观。
但对于生物学家来说，《钟型曲线》的最大问题还在于作者以黑人和白人等种族之分来衡量智商差距，以此说明不同种族的智力遗传不同，是人类龙生龙凤生凤的一个表现。然而因为一个人的基因组——全部遗传信息——无法确定该人的种族，这样的归类其实只是人为的随意，不具备科学的基础。虽然赫恩斯坦和默里小心翼翼，他们不是生物学家，在人类基因组已经被完整测序的20世纪末依然承继了戈达德和达文波特等人半个世纪之前的谬误。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沃森拍卖诺贝尔奖奖牌的真实动机。作为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他个人收入甚丰。在本职工作之外，他的“自传”《双螺旋》和另外的教科书非常畅销，长期为他带来丰厚的稿酬。他还为多所生物技术公司提供质询服务，也同时投资受益。几十年如一日，他频频把自己的所得大部捐献给钟爱的冷泉港实验室。显然，他不缺钱。在回答记者问询时，沃森表示他拍卖所得大部分将捐献给研究机构。但他同时也抱怨自己因言获罪，在学术界被彻底孤立，沦为“非人”4。
《钟型曲线》的热度在20世纪末已经消散殆尽，但种族问题的敏感度却有增无减。随着愈演愈烈的所谓“政治正确”5风潮，有关种族的研究或言论成为学术界的“雷区”甚至禁区。沃森在2007年旧话重提，指出黑人的智商低于白人，显然大逆不道。他在区区几年后拍卖诺贝尔奖奖章的行为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或许为对摒弃他的学术界一个无声的抗议或隐晦的报复。
倒是在拍卖场购得奖牌的富豪在知悉沃森处境后大动恻隐之心。他郑重地将奖牌送回冷泉港，交还沃森继续保存。
沃森在2018年4月6日度过90岁生日。那年也是他个人婚姻以及来到冷泉港实验室的50周年。实验室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同时募捐设立一个以他命名的教授席位。美国的公共电视台6借机为他制作一集传记体纪录片，全面介绍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成就和人生。他们没有回避他十来年前的种族言论，专门请一位黑人生物学家在节目中予以反驳。最后，他们再次采访沃森，给他一个自我澄清、洗心革面的机会。沃森没有顺坡下驴。他平静地对着电视镜头侃侃而言：我很希望事情已经有变化，有新的知识证明后天的养育远远胜过先天的遗传。但我还没看到这样的知识。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的确有所差别。我只能说这个差别来自基因。
舆论再度大哗。冷泉港实验室当即撤销为他保留的荣退主任头衔，剥夺他参加实验室学术活动的特权。他们甚至摘除一幅悬挂在大讲堂墙上的沃森画像，与这位老主任彻底划清界线。沃森只被允许在实验室内已经生活了50年的家中继续居住。
30来年前，鲍林笃信维生素C的治病神效，在耄耋之年与主流学术界分道扬镳。400来年前，伽利略因为肯定地球绕太阳转的学说遭受教会审讯。传说他在离开裁判所时还曾不服气地嘟囔：“可它（地球）的确是在动着的”。7烈士暮年的沃森没有效仿伽利略的违心认错。他与昔日破解DNA结构的老对手鲍林一样选择虽千万人吾往矣，固执地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科学事实。
两年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的徐道辉在学生组织的强烈抗议中被迫辞去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8职务。他试图借助人工智能以人的基因组预测智商的设想不可避免地也闯入沃森经历过的雷区。
（待续）
列文廷在1973年被哈佛大学聘请为“阿加西斯教授”。那是以坚持人类多种族源头论的权威阿加西斯儿子命名的职位。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unpers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简称“PBS”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鲍林笃信维生素C的治病神效，在耄耋之年与主流学术界分道扬镳。400来年前，伽利略因为肯定地球绕太阳转的学说遭受教会审讯
----两件事平举不大像话呢；真傻还是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