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编码背后的故事（之八）
1895年，还不到30岁的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发表《时间机器》1，讲述有人穿越到未来世界。80多万年后，人类分成两大集团。一部分养尊处优，但害怕黑暗，完全丧失好奇心和意志力。另一伙则埋头苦干，却因为恐惧光亮只能深居地底，在夜晚才到地面活动。
威尔斯在大学时是“达尔文斗牛犬”赫胥黎的学生，受其教育接受进化论。他尤其对斯宾塞总结的“适者生存”念念不忘。出于对工业革命后英国贵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极分化的观察和忧虑，他想象人类的未来可能蜕变为分别适应那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极致。
80年前，雪莱夫人曾受达尔文爷爷启发创作《弗兰肯斯坦》，开启科学怪人题材。因达尔文进化论而生的《时间机器》也开创了时间旅行的科幻先河。2但威尔斯对人类进化的走向和策略还有着更深层的关注。
1904年初，威尔斯和几十位学界名流出席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一场公开报告。早已功成名就的高尔顿只用了十几分钟时间阐述优生优育的重要性，希冀这一观念能深入国民意识成为一个新的宗教。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优生学能够带来的美好前景：智慧、健康、强壮的人们有意识地互结连理，发挥遗传的威力一代又一代地生育更智慧、更健康、更强壮的新人类。
威尔斯不满足。他指出鼓励优秀人士成婚繁殖的“正面”优生优育还不足以保证未来人类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对的另一面：防止甚而杜绝愚昧、残疾、孱弱基因的传播。
孟德尔论文在世纪初的重新发现颠覆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融合遗传信念，为达尔文圆满地回复了来自詹金的质问：物种个体的变异不会在一代代的混血中被稀释。作为遗传“量子”的基因不可再分，总能不屈不饶地在后代中完整地再现，接受自然的选择。那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时却也引起了警惕：疾病、虚弱、愚昧乃至犯罪的基因也会同样顽强地经久不息。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一个可以与地质变迁相比的缓慢过程。物竞天择往往需要经过无数代的传承才能奠定适者的生存。不过，达尔文也是在对长角牛和短角牛等家养牲畜的观察中才领悟到自然界有着这么一个不易察觉的机制。人类的历史并不久远，却已经成功地在生物界扮演“天择”角色，选取至少以人类需要及审美而言的“适者”。在人类的干预下，动物、植物的新物种层出不穷，大大加快了物种更替的速度。
高尔顿的优生学因而是进化遗传学的延伸。高尔顿和威尔斯都相信人工育种的原理和运作同样适用于人类自身。这样也可以大大加快自然选择中的优胜劣汰，提升人类在生存环境中的适应和竞争能力。
他们没能赢得听众的共鸣。一位精神科医生援引行医经验指出很多家庭中有个别的精神病患者和健康正常的兄弟姐妹，说明父母遗传并不能完全决定后代的命运。同样，即使世代平庸的家庭中偶尔也会出现杰出的人才。而牛顿从小体弱多病。达尔文终身为莫名疾病所累。就连“适者生存”提出者斯宾塞也是病痛缠身。这些贡献卓著的大师恐怕都会在高尔顿的优生标准下被淘汰。
高尔顿的老朋友、老对手贝特森接着为医生的观察提供科学依据。他尖锐地指出高尔顿混淆了遗传现象中外在性状与内在因子的区别。就像孟德尔的高茎豌豆，个子高大健壮的人也许正带着引起矮小的隐性因子，也会生出“不合适”的后代。发明“基因”名称的约翰森也曾将内在和外在的遗传性质分别命名为“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贝特森指出要达到优生优育的目的，必须在基因型的层次进行挑选，而非高尔顿所依赖的表现型。但那显然不可能：他们连基因究竟是什么还一无所知。
会议在莫衷一是的争论中收场。已经年过八旬的高尔顿深为失望。
一辈子视达尔文为楷模的高尔顿始终无法获取与这位表哥比肩的声名。达尔文和艾玛夫妇一共生育了十个子女，也让高尔顿望尘莫及。他终身未育，没能身体力行地为人类留下他那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基因。优生学是他人生的顶峰之作，对人类未来的意义不亚于进化论。他却无法说服伦敦知识界的老朽们。
晚年的高尔顿也逐渐接受威尔斯等人的激进思想，通过各种途径鼓吹遏止劣质人口生育的必要性。他甚至模仿威尔斯创作了一篇科幻小说3。在他想象中的未来社会里，人类已经接受了优生学这个新宗教。近一半的人口随身带有标志，表明他们不适合生育后代。
1911年1月17日，孤独的高尔顿以88岁高龄离世。
一年半后，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隆重开幕。高尔顿的学生和忠实追随者皮尔逊组织会议，邀请到400来位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社会名人和政要。他们在泰晤士河畔的豪华酒店里济济一堂，大厅里醒目地悬挂着高尔顿的巨幅画像。在他的凝视下，担任伦敦优生学教育学会会长的表侄子——达尔文夫妇的第四个儿子（第八个孩子）——伦纳德（Leonard Darwin）主持会议。会议进入议程后，他们才惊讶地发觉高尔顿的优生学早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德国医生普洛茨（Alfred Ploetz）先声夺人。他在会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基础在于人种。人类不同种族在自然选择中具有不同的竞争力，优生学需要保证优势种族的纯洁性，杜绝来自劣势种族的基因污染。他将这个概念命名为“种族卫生”4。
更出乎意料的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代表团。他们的报告没有新理论、新名词，却洋溢着新大陆特有的务实精神。当欧洲的老学究们还只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之际，优生学在美利坚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的社会实践。
多恩自己没能实现他那个在全球设置连锁生物研究站的志愿，但他的设想引起广泛共鸣。仿效那不勒斯的成功，世界各地纷纷自行建立类似的研究站。
在美国，摩尔根最钟情的是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研究所。他曾在那里研究海蜘蛛并完成博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后，每年夏天他都与学生们一起将实验室所有瓶瓶罐罐连带果蝇打包装车，集体搬家到400千米以外的伍兹霍尔。位于海滨的研究站没有纽约市区的燥热。他们可以一边度假一边继续实验。
其实，在距离纽约市区不到60千米处也有一所这样的研究站。那是在长岛北部海岸的冷泉港实验室。这个研究站在1890年时由附近的博物馆创办，在为生物学家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举办各种公益性教育活动。每年夏天面向纽约附近大学、中学教师的科学讲座系列尤其深受欢迎。
1904年，在研究站工作的植物学家沙尔（George Shull）在培育玉米良种的实践中总结出“杂种优势”（heterosis）：不同性状植物的杂交产品往往能表现出比原品种更强的竞争力。沙尔的成功是美国育种行业悠久历史的延续。在这片新大陆上，人们已经培育出苹果、土豆、玉米等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他们正在超越传统的欧洲，成为后来居上的农业种植大国。
久负盛名的动物学家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也在那年来到冷泉港担任实验室主任。他一直对高尔顿和皮尔逊在英国进行的人类体征、智力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倾慕不已，意图在美国如法炮制发扬光大。自由自在的冷泉港正好为他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
继英国之后，美国在19世纪后期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实现经济腾飞。在那个“镀金时代”5，诸如“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弄潮儿在繁荣资本经济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傲视全球的百万富翁。他们在20世纪初又不约而同地将富可敌国的私产捐献，展开新一轮社会慈善、公益竞赛。发现性染色体的史蒂文斯、冷泉港的沙尔都是在卡内基基金会的受益者。
达文波特也成功地赢得卡内基基金会的财力支持。1910年，“优生记录中心”6在冷泉港实验室正式成立。与高尔顿同出一辙，达文波特着手的第一件事是联络散布美国各地的慈善机构收集数据。
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年代，美国乡村劳动力在工业化的大潮中涌进城市，社会格局急剧变动。相当数量的残疾、病弱人口失去传统的家庭、社区庇护，经常被当作累赘甩给慈善团体照顾，或干脆自生自灭。无疑，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和羁绊。慈善组织在照顾这些不幸生灵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解决方案，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
在距离达文波特实验室不远的新泽西州有一所“文兰培训学校”7。早年，一位牧师看到自己两位智力残障的兄弟生活无着，创办这所学校专门收留弱智的孩子，让他们在这里衣食无愁地参与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为学校挣取收入。由于条件优越，文兰学校远近闻名。“学生”人数很快增至200左右。他们的成功引起一位心理学家的注意。戈达德（Henry Goddard）觉得这些学生是研究弱智现象的极佳样本。在校长的热情邀请下，他来到这里担任专职研究员。
在文兰，戈达德模仿高尔顿细致地测量学生的身高、血压、体温、力量等体征，试图找出它们与弱智的关联。但他一无所获。在与学生的交谈中，他感觉到他们的智力参差不齐。有的孩子可能只是因为性格、疾病等原因被他们的父母以弱智为名遗弃。
戈达德意识到所谓的“弱智”（feeble-minded）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彷徨之下，他请了一年假专程去欧洲游学取经，惊异地发现那里的心理学家已经将高尔顿调查智力的问卷方式标准化作为正式的智力测验。每个被测者在答题之后获得一个叫做“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即“IQ”）的分数，代表这个人的智力。如高尔顿当年所见，人们的智商分布是一条钟型曲线。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集中在被设定为100的中间值附近。那便是“正常”智商。无论高低，偏离这个中间值越远的人数会越少。智商超过130的人凤毛麟角，属于稀有天才。同样，智商低于70的则可以被认为是弱智。
戈达德如获至宝。他兴冲冲地带着这些试卷回国，按照本土国情稍微修改后便在文兰学校测试开来。果然，他发现那些学生大多只有70以下的智商。为了更好地细分，他将智商不到25的称作“白痴”（idiot），26至50的为“痴呆”（imbecile）。更多的学生智商在51到70之间。戈达德专门用希腊语为他们创造出一个类别：“愚笨”（moron）。很多学生已经长大成人，但愚笨者的心理年龄（mental age）却停留在十岁左右。
作为对比，他又到附近学校进行测试，发现那里的学生智商正常，与文兰学校形成鲜明对照。虽然欧洲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经警告过这些智力测验并不可靠，戈达德在看到这些完全符合预计的结果后完全信服其科学性。
无论是白痴、痴呆还是愚笨，戈达德认为他们都属于“适者生存”之外的累赘。他希望也能像高尔顿那样调查这些弱智学生的家族渊源，以查找根源。正当他为这个宏大计划所需的支持发愁时，他收到来自冷泉港的信件。
达文波特得知后立即赶到文兰学校，亲自为这位心理学家讲解最新潮的达尔文、孟德尔遗传理论并传授实地调查手法。戈达德顿时如虎添翼。他也自己找到资助，雇请、培训了一批热心细致的妇女四处寻找学生的亲属，走访查询家庭背景。
不久，戈达德在300多个家庭的调查报告里看到明显的统计关联：约三分之二学生的弱智可以归结于家族遗传，并有着符合孟德尔定律的表现。与身高、肤色等等相同，智力来自父母和祖先。
但最让戈达德惊诧莫名的却是一则活生生的个例。
一位姓沃尔弗顿（Emma Wolverton）的学生在还是八岁小女孩时就被送进文兰学校。她已经长成20来岁的大姑娘，在戈达德的评估中却只有九岁的心理年龄，属于愚笨。找到她的亲生母亲后，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意外地发现一个数目可观的沃尔弗顿家族。或更准确而言，那是两个相映成趣的家族：一个贫穷潦倒，多为弱智、醉汉和罪犯；另一个则光鲜亮丽，其中不乏律师、医生、商人等成功人士。他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戈达德的助手花费一番功夫才发掘出历史渊源。早在130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位名叫沃尔弗顿的年轻士兵在小酒店与女招待邂逅调情。他不知道那晚的酒后乱性已经珠胎暗结，更不知道那位女侍智能残障。
女招待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以他那早已不知去向的父亲命名。这个儿子长大后酗酒凶悍，成为当地一霸。在随后一个世纪里，他的后代熙熙攘攘，全都在贫困线下挣扎。其中就有被遗弃给文兰学校的那个小女孩。
始终不知情的士兵在战后也结婚生子，同样地繁衍出众多后代。他们得天独厚，代代都是社会中的佼佼者。
沃尔弗顿家族因而有了两个泾渭分明的分支。他们互不知情，没有交集。在戈达德的眼里，这正是一次理想的遗传生物学实验。这个庞大的家族在130年前有着同一个父亲，两个不同的母亲。文兰学校中那位姑娘和她的近亲一族承继着女招待的基因，陷入弱智、穷困的泥潭。那作为远亲的另一分支中没有这个基因，遂为正常、健康的一族。
一个女招待的一次失足为这个世界制造出200多条先天注定的悲惨生命，同时也为社会增添不容忽视的负担。对于优生优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没有比这个例子更具说服力。
在达文波特和戈达德忙于调研的20世纪初，优生学已经在美国社会蔚然成风。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富豪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在全国各地宣传优生优育的好处。从正面角度，他们在乡村集市和报刊杂志开展“健康宝宝”、“模范家庭”等有奖竞赛活动，指导、鼓励年轻人选择合适的婚姻对象。但与威尔斯如同一辙，他们也对那相反的另一面更为惶恐。
魏斯曼通过割除老鼠尾巴的实验否证达尔文的泛生假说和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证明遗传通过生殖细胞进行，不受后天影响。因此，遗传病、弱智患者即使自身可以被治愈也还会继续在他们的后代中延续这些缺陷基因。要断绝这一遗传联系，唯一有效手段只能是彻底阻断他们传宗接代。其实，文兰学校和众多类似的慈善组织早已有意识地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在积极收养先天不足孩子，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同学们在学校中长大成人，从来没有与外人接触过。她们其实已经被禁锢，不再有污染正常社会基因库的机会。
然而，数目不多的慈善机构能做到的极为有限，对当年小酒馆中那样的偶然事件尤其无能为力。达文波特和戈达德等有识之士以他们的调查数据为根据积极游说推动立法对遗传病患者、弱智人员等不适合生育者实行强制绝育措施，防患于未然。这对他们未出生的后代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无疑都会大有好处。
1907年，印第安纳州率先通过了这样的法律。更多的州随后纷纷跟进，类似的法律法规在美国如雨后春笋。
因此，当1912年的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召开时，优生学在美国已不再只是理论探讨。达文波特的助手在那次会议上汇报了新大陆的实践。他们的调查发现美国不适合生育的人口已接近十分之一。而八个人口众多的州已经通过强制绝育的法律。凭借各州政府的强大威力，成千上万的罪犯、弱智者已经接受了手术。这个人数还正在不断增长中。
也是在那一年，戈达德出版《卡利卡克家族》8，讲述沃尔弗顿家族的故事。书名中“卡利卡克”是化名，也是戈达德的得意之笔：这个子虚乌有的姓氏来自希腊语中“好”和“坏”两个词的组合，象征着沃尔弗顿家族那两个分支。书的副标题则点明其宗旨：“弱智遗传的研究”9。那是一本只有22页的小册子。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卡利卡克”家族两个分支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还附有让读者感同身受的照片。这本书即刻引起巨大轰动，进一步推动优生学和强制绝育在美国的蓬勃发展。寂寂无闻的戈达德也一跃而成美国大众中最为知名的科学家之一。
短短两年后，《卡利卡克家族》在德国翻译出版。在那个已经开始关怀“种族卫生”的国度，它获取更为广泛也更为强大的知音。
（待续）
The Time Machine
威尔斯写作《时间机器》时，爱因斯坦还是中学生。虽然相对论还要在十年后才问世，威尔斯那时已经接触到将时间看作空间“第四维”的猜想，受启发幻想出时间旅行。
高尔顿没能出版这部小说。书稿后来被他侄女焚毁，只留下一些片段。
racial hygiene；德语：Rassenhygiene。
Gilded Age
Eugenics Record Office
Vineland Training School
The Kallikak Family
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两种人都有社会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