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背后的故事（卅一）
人口与自然
1798年7月13日，伦敦书店里又有新著出售。书封面上印着长长的书名《论人口的原理和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戈德温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学者的推测》1和印制者，独不见作者尊姓大名。然坊间无隐秘。学界人士不难从这部《人口原理》的命题和立论推断它出自31岁的牧师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之手。
马尔萨斯与道尔顿同年，但命运很不同。马尔萨斯出生于伦敦郊区富户，十八岁进入剑桥读书。他在校期间适逢老校友牛顿《原理》的百年喜庆，也主修牛顿的微积分。但马尔萨斯关心的不是描述自然世界的力学，更倾心将精确定量的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亚当·斯密已经阐述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逻辑。马尔萨斯试图同样地剖析人口及其“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
还在牛顿刚刚走进剑桥校园、波义耳和伊夫林分别出版《怀疑的化学家》和《森林论》的1661年，伦敦一位小店主在成立才一年的王家学会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报告。格郎特（John Graunt）根据报纸上每星期四刊登的出生、死亡名单估算伦敦的人口和分布，制作出列举各个年龄人数、预期寿命和死亡概率的“生命表”（life table）。瘟疫肆虐时，这些数据也反映出病症的传染速度和致死率。人寿保险业那时正在兴起，格郎特的列表极具价值。“人口统计”（demographics）也随之风行，引起学者的关注。伦敦在格郎特出生前的十七世纪初只有二十万人口，而在马尔萨斯著书的十八世纪末已达一百万。二百年间，这座城市的人口增长足足五倍。
欧洲学者早在四百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十三世纪中国的杭州拥有150万人口，而且相近规模的都市在东方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与伏尔泰并列法国十八世纪初启蒙大师的贵族孟德斯鸠（Montesquieu2）宣称凯撒大帝治下的古罗马人口也有现代欧洲的五十倍之多。伦敦的一百万人口在十八世纪末的欧洲城市鹤立鸡群，与古时和亚洲相比也黯然失色。可惜孟德斯鸠没有提供数据来源。他的论据只是两千年前地球的土地远比今日肥沃，物阜民丰从而人丁兴旺。马可·波罗的记叙也无以求证。
格郎特一鸣惊人后流年不利，在1666年伦敦大火中家产损失殆尽而破产。他又遭遇宗教迫害，最终贫病交加而逝。好在他开创的统计方法流传于世。人口数字逐步脱离漫无边际的猜度。大革命席卷法国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的新《宪法》明文规定每十年举行“人口普查”（census）作为分配众议院在各州席位的依据。人口统计因之又有了政治运作的使命。古代各国早已有过清点人数的尝试，但国务卿杰斐逊在1790年主持的人口普查为其系统、正规操作的第一例。他们历经一年半计得美国共有3 929 214人，略低于四百万。
富兰克林已在那年年初去世。多年前，他和杰斐逊在回击布丰的美洲穷山恶水退化论时都曾举人口为例。富兰克林夸口北美终身不婚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半，大约二十岁的婚龄也比英国低。他们平均每家生育八个孩子，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如此，殖民地未来的人口将每二十年翻一番，在一个世纪内超越其宗主国。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里预测八十年后弗吉尼亚人口会达到那时五十万的十倍。他们也都富有切身体验。富兰克林有16位兄弟姐妹。华盛顿和杰斐逊也各有九个。这样的大家庭那时十分常见，尽显人类生育能力。美国的学者们估算自己人口在十八世纪后期的增长率已经高达每年3.5%。他们绝大多数系本土生养，非来自欧洲的移民。
可是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也都各有几位兄弟姐妹没能活到成年。婴儿出生后早夭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基督教的上帝在《圣经》里谆谆教诲他一手缔造的飞鸟、游鱼和人类祖先亚当、夏娃、诺亚等务必“生养众多，填满整个地球并治理它。”3，却没有为地球生命安排理想的休养生息环境。婴儿早夭极为残忍。气候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负面因素之一。十年九旱或十年九涝的灾害屡见不鲜，致使农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饥荒、瘟疫以及人为的战争往往随之而来。上帝一再有意为之的滔天洪荒也添盐加醋，频频导致大规模的生灵涂炭。受尽煎熬的世人只得听天由命勉为其难。虽生养众多依然无力背负填满地球之使命。
人类面对自然世界的被动、凄惨和悲观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终于有所好转。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法国的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改写历史，催生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积极乐观情绪。格郎特之后的统计表明婴儿早夭的比例显著下降。人类对旱涝和瘟疫的抵抗力也持续上升。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启蒙时代，学者认识到这些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饥荒、瘟疫或灾难来临时，贫困的底层民众往往首当其冲，死亡惨重。相应的对策无疑为消灭贫困、建造一个公正的新社会。那正是美利坚《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和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写照。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书名里提及的“孔多塞先生”也正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是巴黎贵族，与比他小六岁的拉普拉斯同为达朗贝尔的得意门生。孔多塞数学造诣匪浅，曾主持法国科学院十七年，直至科学院在大革命中被取缔。他与拉瓦锡一起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积极推进男女平等和消灭贫富差别的社会改革。因坚持和平理性、反对斩杀国王路易十六，孔多塞也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下获罪。他出逃未遂死于狱中，免遭断头之祸。
《人口原理》面世时，孔多塞已经离世四年。但他“阴魂不散”，死后由妻子整理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4广为流传。年轻时深受伏尔泰影响的孔多塞致力于将象征启蒙时代科学、理性思想的数学应用于政府管理，曾制定民主投票的“孔多塞规则”（Condorcet rule）。《纲要》是他在大革命激励下花费多年功夫写就的遗作，充满对人类精神进步的信心和热情。
怀古的孟德斯鸠和憧憬未来的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将人口增长作为社会富足、进步的标志。孔多塞也不例外。他认为农业的稳定发展和技术进步即将能够提供无止境的粮食和生活资料，保证人类不再受饥荒威胁。接受先进思想“启蒙”的人们也将在贫富差别不复存在的公正社会里发挥极大的创造力，挣脱自然世界和政府的双重枷锁。他们会理性地控制人口增长，实现全面的精神解放。
隔海相望的传统、保守英国学界普遍对喧嚣暴力的法国大革命嗤之以鼻，但伦敦声名鹊起的作家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少数为之欢欣鼓舞者之一。戈德温与曼切斯特的欧文同属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还更为激进地主张废除阶级特权和私有制，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婚姻、没有司法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他在孔多塞描绘的理想社会里找到诸多共鸣，一致地认同理性的思维和顺其自然的人口增长可以造就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和谐。
面对“戈德温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学者”的种种“推测”，马尔萨斯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出针锋相对的“人口原理”。他指出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欲”（passion）主宰着他们的生育和繁衍，不可能如孔多塞和戈德温所言地由理性控制。仰仗在剑桥学得的数学知识，马尔萨斯提出每对夫妇可以轻松地生育多于两个的孩子。他们的子子孙孙代代相传，导致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geometric growth），亦即“指数增长”（exponential growth）。在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四个孩子的简单情形，人口将逐代成倍地递增：2、4、8、16、32……
借助工业革命，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砍伐森林垦荒造田，扩展并改进农业生产。不幸的是土地的开发和产量终归有上限，无法像人类或动物生殖那样不断翻倍。土地面积的增加和农业技术的革新至多推动总产量的“算术级数增长”（arithmetic growth），或曰“线性增长”（linear growth）：2、3、4、5、6……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土地资源的供给能力在人口增长面前望尘莫及。马尔萨斯以动物世界你死我活的领地竞争证明他的法则不仅是逻辑思辩，已在真实世界里展露无遗。有伦理道德的人类不至于堕落如是，却也难以逃避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由于早夭、饥荒、瘟疫和战争等现实因素的“拟制”（check），历史上的人口尚未形成几何级数增长态势。然而一旦人类进入孔多塞和戈德温展望的风调雨顺、没有饥荒、瘟疫或灾难之理想境界，摆脱拟制的人口势必爆发性地指数增长。只能线性增长的资源不堪重负，蜕变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届时，资源短缺的危机一触即发，也只有战争、瘟疫和灾难能够大规模减少人口，恢复平衡。
这是一个与时代主旋律截然相反的黑暗前景。
至少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的指数增长和资源的线性增长是与牛顿定律同样颠扑不破的精确定量法则。在赫顿和道尔顿、霍华德以牛顿力学征服地质学和气象学的年代，马尔萨斯也以缜密的数学表述揭示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为孔多塞和戈德温一厢情愿的激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人口原理残酷无情，非人类之善良或理性能左右。
受其影响，英国议会在《人口原理》出版三年半后的1801年最后一天通过法案，效法美国实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一年后公布的结果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共计890万人口，苏格兰另有160万。伦敦确有109万居民，超过全国人口百分之十。新的数据很快被马尔萨斯纳入《人口原理》后续版本。他不再匿名，持之以恒地警示欣欣向荣背后的潜在风险。
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也在同一年举办人口普查。拿破仑的动机不在实行民主的孔多塞规则或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为应付连年战火，他急需摸清自己的国民实力，便于扩大征兵和缴税。那也是人口统计的另一个实用功能。法国的近2930万人口不愧欧洲第一大国之称，却还无法与孟德斯鸠版的历史相提并论。
从理论到实践，人口统计在十九世纪初走向正轨。人类开始以科学方法精确定量地认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1798年7月13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面世的同一天，比他小四岁的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奋笔疾书，写下追忆他重返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怀河（River Wye）谷地感想的诗篇《丁登寺旁》5。诗人满腔热忱地讴歌美景，赞颂饱含“未来岁月生命和食粮”6的富饶土地。两个多月后，华兹华斯与诗友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合著的《抒情歌谣集》7在伦敦出版，以打破韵律拘束的欢快风格掀起与欧洲大陆之歌德遥相呼应的英国浪漫主义热潮。
《丁登寺旁》为《抒情歌谣集》的压轴之作。华兹华斯创作该诗时还不知道马尔萨斯正在质疑、否定地球满足“未来岁月生命和食粮”需求的可能性。柯勒律治却已预先读到马尔萨斯的手稿。两位青年诗人与马尔萨斯一样都是剑桥毕业生，收获的技艺和世界观却迥然相异。他们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深恶痛绝，私下里诅咒谩骂毫不留情，也在后来的诗作中不断隐晦地抨击。另一位更年轻的诗友骚塞（Robert Southey）没有保留，以撰写书评的方式直接声讨马尔萨斯之荒诞。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与德国的歌德同样对科学进步兴趣盎然。骚塞和科勒律治在距离化学家戴维不远的英国西南部长大，早已与也是诗人的戴维结为好友。他们一起吸食笑气——佐以烈酒和鸦片（opium）——不亦乐乎，也在戴维介绍的科学进展里获取吟诗作赋的灵感，共同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合流。不过小团伙在十九世纪到来时劳燕分飞。戴维在伦敦的王家研究院登堂入室；科勒律治和骚塞追随华兹华斯来到后者位于英格兰西北的故里、他的同乡道尔顿常年观测气象的湖区，组成被戏称为“湖畔诗人”（Lake Poets）的新潮艺术部落。
他们与歌德同样地崇拜大自然，在湖区美丽风景里流连忘返。大自然在年轻诗人心里升华为神圣而富有情感的精灵，不再仅是为人类供应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资源。大自然在无私的物质奉献同时还陶冶人类的情操，赋予人类精神寄托和救赎，并永远不会像马尔萨斯所述背叛人类。与之相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暴露的是人类龌龊的自私，乃贫富悬殊、饥荒和疾病横行等社会不公的真正原因。马尔萨斯却本末倒置地将这些人为积弊怪罪于自然界，实属大谬不然。
马尔萨斯也是一个现成的活靶子。他自知以战争、瘟疫和灾难减少人口的所谓“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意味着罪恶和苦难，在《人口原理》里提倡人们以社会道德为重，在具备足够财力养育孩子之前推迟婚姻甚至节欲，避免增添人口负担。显然，如此“预防抑制”（preventive check）的责任和后果将完全由穷困阶层承担，与追求平等、公正的启蒙理念背道而驰。马尔萨斯也同样地坚信在英国已有一百来年历史的援助穷人“济贫法”（Poor Laws）和福利政策无谓地浪费有限的资源，违反人口原理自然规律。他身为牧师却欠缺怜悯穷人和弱者的慈悲心肠，其为富不仁的冷漠政治立场理所当然地为青年诗人们不齿。在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马尔萨斯沦为英国浪漫主义口诛笔伐众矢之的。诗人们的激烈反击此起彼伏，以至于戈德温本人为自己辩护的长篇大论反倒无人问津。
二十来年后，新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也还对这位宿敌耿耿于怀。戈德温的女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两首长诗《伊斯兰的反叛》8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9前言里都没有忘记驳斥马尔萨斯的“诡辩”（sophisms），声明他宁愿跟随柏拉图和培根被贬入地狱，也不屑陪同被他视作“阉人和暴君”的马尔萨斯上天堂。雪莱的诗友拜伦（George Noel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也在名作《唐璜》10里点名马尔萨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倒也拜两代诗人穷追猛打所赐，马尔萨斯和他那与时代不合谐的人口原理没有轻易地被遗忘。
伊夫林警告过人类砍伐森林的危害以及“空气和烟的不便”。洪堡也在南美亲眼目睹森林消失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之忧心忡忡。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更非同一般：人类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努力必然适得其反地触发饥荒乃至战争“积极抑制”的灾难和痛苦，这是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竟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冷酷自然规律。无怪乎它与浪漫诗人的情怀水火不相容。
在工业革命热火朝天的十九世纪，人类与自然的交织愈加盘根错节难解难分。
（待续）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他有两个男爵头衔，全名为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诗的全名为《在丁登寺上游数英里处写下的诗句》（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That in this moment there is life and food / For future years.
Lyrical Ballads
The Revolt of Islam
Prometheus Unbound
Don J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