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背后的故事（廿四）
度和量
1789年时，45岁的拉瓦锡迫近人生巅峰，可也未及意气风发。《化学基础论》的问世奠定他在科学界独领风骚地位，但取代燃素的氧化、还原理论以及热质学说都还没能得到广泛接受。在巴黎，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正完成的另一座丰碑：环绕市中心长达24千米、三米高的新城墙。
那是拉瓦锡作为政府包税人正职工作的成就。围墙防御的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内患。六年前，为载人气球欢天喜地的巴黎背后暗藏着残酷的现实：连年鏖战，倾尽全力支持新大陆美国赢得独立后的王室捉襟见肘濒临破产。拉瓦锡定量分析市民每天消耗的生活用品和征收到的税款，估算至少百分之二十的货物属偷税漏税。他为此主持修建环城围墙杜绝走私贩运，增加税收。蜿蜒的城墙设有五十多个城门用作通道和收税站。它们承袭着巴黎崇尚艺术的传统，各具特色美轮美奂。工程也因之耗资巨大。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备受大墙阻扰，致使拉瓦锡成众矢之的。
他的远水也没能救得近火。城墙在1789年初步竣工时，路易十六的统治已然摇摇欲坠。国王在那年年初被迫恢复被遗忘近二百年、由教士、贵族、平民组成的“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共商国是。拉瓦锡踊跃角逐平民代表，因身为贵族、政府官员并富甲一方而饱受诟病落选。他转而谋得贵族阶层的候补代表资格。
拉瓦锡自相矛盾的身份和立场在那年的法国并不鲜见。伏尔泰等人引领的启蒙时代已经持续几十年。以人为本、唾弃君主王权和宗教神权的理念深入人心。当下层市民为生活所迫呼唤社会变革时，锦衣玉食的学者们义不容辞，自认为新思想之代表者。拉瓦锡地位显赫，主管着兵工厂火药生产和储备、烟草生产及农业改革，还兼任国家银行董事。他也从中对君主制下猖獗的腐败和不公了如指掌、深恶痛绝。在竞选市民代表时，拉瓦锡豪迈地誓言放弃自己的特权和福利，与平民同甘共苦。
三级会议没能缓和局势，平民代表在六月中自组独立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七月初，揭竿而起的巴黎民众陆续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焚毁多座拉瓦锡苦心经营的精致新城门。7月12日夜晚，拉瓦锡受命将兵工厂里部分火药转移到隔壁巴士底狱保藏。那里囚禁过青年伏尔泰，原是一座坚固的守城堡垒。不料，巴士底狱在14日轻易被市民攻占，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性事件。
几天后，拉瓦锡又安排将兵工厂剩余火药偷运出巴黎疏散。起义市民发现后集体冲进他的实验室质问。巴黎之大，已安放不下拉瓦锡平静的书桌。
拉瓦锡坦然自若，也在大革命的热潮中看到一个特殊的契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诏明令各地使用相同的长短（度）、体积（量）和重量（衡）标准。在几乎恰恰两千年后的欧洲，各村各镇还保存着自己标准尺、量筒和秤砣、砝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巴黎的牛奶和葡萄酒买卖时使用不同的量筒，一“磅”（livre）米和一磅铁的重量也不一样。拉瓦锡在本职包税人业务里深受其累，视之为经济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
度量衡的混乱也是他业余科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麻烦。即便在经验主义科学方法普及之后，学者们也因各自测量单位的不同难以直接交流实验结果。伽利略刻意将斜面实验里滚珠在相同时间间隔内的下落距离表述为1、4、9……之比例形式归纳出加速运动的规律。从开普勒到牛顿，太阳系（尚未能确定）的星体质量和距离也都类似地处理，正如古埃及的埃拉托色尼将他测定的地球周长记作亚历山大港与阿斯旺之间距离的五十倍。英国王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在1742年时曾互赠标尺以供对比、换算，也只是杯水车薪的权宜之计。
世界各地人们不谋而合地选取本族某位帝王的身体特征——臂长（cubit）、足长（foot)或步长（pace）等等——为基准测量长度。法国最通用的是一个人张开双臂时两手中指尖的距离，或“臂展”（toise），由镶嵌在巴黎市中心“大城堡”（Grand Châtelet）台阶底部着的一根铁棍标定。那铁棍有几百年的历史，基于何人的臂展已不可考。铁棍也因扭曲变形被多次置换，难负“标准”之名。莫佩尔图半个世纪前组织远征队前往南美和北欧测量纬度间距时携带的基准标尺便是“巴黎臂展”。好在他们只需比较两地结果之别，不在乎标尺本身的具体长短。
如此“以人为本”的基准难以可靠地保存、传世，也与提倡人人平等的启蒙时代背道而驰。伏尔泰协同夏特莱侯爵夫人埃米莉和莫佩尔图等学者传播的以牛顿理论为旗帜的科学、理性精神也已扎根法国，乘大革命的东风开花结果。
路易十六在革命爆发后不得不放弃多项王室特权，包括对度量衡的垄断。1790年5月，革命方兴未艾、政局动荡不安中的国民议会责成科学院改革计量标准。他们的任务不是仿效秦始皇简单地推行自己选中的版本，而是要从头开始缔造一个科学理性、不以人主观意志或利益为变的客观标准。这正合拉瓦锡之意。
拉瓦锡当即与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等精英组成委员会尽锐出战。他们的义举得到老牌英国和新兴美国的共同响应。美利坚刚上任的总统华盛顿委派国务卿1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加盟，冀望与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王家学会联手创建人类第一个国际性的计量标准。
长度是最基本的单位。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案是利用伽利略最早识别出具备恒定周期性的悬摆，比如周期为两秒的摆之摆长。不过惠更斯也早已揭示悬摆的周期随所在高度、纬度或环境重力不同而异，已被里歇、哈雷和法国远征队用作重力仪。以悬摆为标准必须严格规范测量的地理位置。三个国家为此争论不休，都企图将之定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最后勉强同意以位于北纬45度海平面的法国小镇波尔多（Bordeaux）为准。可是拉瓦锡又意识到这样的长度单位会从属于时间单位“秒”的定义和测量，不复“基本”而予以否决。
更为基本、客观且恒定不变的长度单位是地球固有的尺寸，其赤道处的周长是最为自然的选项。可惜那里多为一望无际的海洋，难以精确测量。退而求其次，委员会建议选取沿经线从北极到赤道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作为长度单位。地球的扁球体形状也不匀称，这个距离沿不同经度测量时有所差异。拉瓦锡的委员会列举出充分理由证明从法国北部小镇敦克尔克（Dunkirk）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经线是唯一选项。两地相距恰好十个纬度，正处于北极与赤道间的中部。以它们之间距离外推赤道和北极间距比较靠谱。国民议会从善如流，罔顾轰轰烈烈的革命和每况愈下的财政危机拨巨款资助科学院实施测量。于是，在埃拉托色尼利用天文现象测量地球大小的两千多年、莫佩尔图远征队实测南美和北欧纬度间距的五十年后，巴黎两位年轻天文学家受命测量敦克尔克至巴塞罗那的经线距离。他们将覆盖比当年远征队长十倍的大地，但无需浪迹天涯。
美国的杰斐逊和英国的王家学会明眼识破这条经线得到青睐的真正原因是它正巧穿过巴黎。与英国和法国人各自坚持通过伦敦格林威治和巴黎天文台的经线为地球本初子午线如出一辙，基于自然标准的长度单位选择也没能逃脱人类自私的虚荣心。鉴于法国人一意孤行，美国和英国抽身而退。计量标准的第一次国际协作不欢而散。
巴黎学者不以为意。新时代的长度基本单位理应有一个全新的称谓。数学家勒布隆（Auguste-Savinien Leblond）以希腊语的“测量”（metron）为之命名为“米”（meter）。他同时系统地创造一系列前缀，分别用于十倍计的“十米”（decameter）、“百米”（hectometer）、“千米”（kilometer）和十分之一计的“分米”（decimeter）、“厘米”（centimeter）、“毫米”（millimeter）等等。
逢十进一的“十进制”（decimal）不是新发明。人们习惯“屈指一算”，十个手指头是最现成的计算工具。在公元十世纪告别繁琐的罗马数字改用阿拉伯数字后，欧洲人对十进制的代数运算驾轻就熟。可是传统的计量单位不同。因为土地、布匹、谷物等交易里最常见的运作是将货物平分为二、三、四、八等份，计量单位通常采用二、八、十二、十六进制。它们与罗马数字一样随时代进步愈显笨拙。拉瓦锡和众多学者早就主张以简便的十进制取而代之。破旧立新的大革命正当其时。
有了长度的单位，面积、体积或容积的基本单位也相应地由长度的平方和立方确立。拉瓦锡又将重量的基本单位定为一个立方分米——“升”（liter）——纯净蒸馏水的重量，后来仿照长度单位被名为“千克”（kilogram）。这样，基于自然的通用度、量、衡基本单位一切就绪，只等从敦克尔克到巴塞罗那的经线距离测量数据——至少在法国人的心目中。
拉瓦锡明白水的体积会因温度高低膨胀或收缩，一升水的重量也随之改变。他具体地指定作为重量标准的是临近结冰时的水，也就是温度为零度时的水。那也只是法国当时流行的温度标准，与长度和重量一样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
温度一词出自古希腊医生盖伦所谓的“性情”。然而帝王的体温不像足长、臂展那样易于复制成标尺用作标准，温度的标尺只能依赖更为普适的自然标准。公元二世纪的盖伦用自己想象里最热的蒸汽和最冷的冰作为“固定点”（fixed points），将二者之间的冷暖程度分成九个梯级构成人类第一个温标。那只是抽象的温标。盖伦和后世一千多年的学者们无缘客观地测试温度，只能“冷暖自知”地揣摩。
伽利略的望热镜在十七世纪初改变这一局面。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爵费迪南多二世随后将望热镜的玻璃管封闭，改进为不受气压影响的温度计。他还在管子旁添加带刻度的纸条，方便读取液体柱的高度。大公爵不是严谨的学者，只信手在纸条上绘制出五十、一百或三百等分的条纹，没有认真选取实际的温度作为固定点。当由大公爵资助的“实验科学院”兴办遍及意大利和欧洲城市的气候观测网时，参与者只能使用佛罗伦萨统一生产、分发，带有相同刻度的温度计才能获取可相互比较的气温数据。
多种多样的温度计在那之后纷纷涌现。它们用作热胀冷缩的液体材料、用量以及管子的长短粗细各有不同，彼此相差很大。为能够互相比较测量结果，制定客观的温度标准迫在眉睫。
那也是青年虎克受聘王家学会实验员时的一大任务。他在1664年出版的《显微图谱》里详细描述自己用质量最佳的酒精制作的一米多长、在最冷的冬天和最热的夏天都能使用的温度计。在严寒之冬，虎克缓慢、均匀地加热温度计，每隔一定时间标记酒精柱升至的高度作为温标。他觉得如此获得的每两个标记之间应该有着相同的温度间隔。其中纯净蒸馏水结冰时的标记为“零度”，作为整个温标的基准点。虎克实践的是恩师波义耳的主意：制定温标只需要一个固定点。
虎克可能也是将水的“冰点”（freezing point）正式定为零度的第一人。但那不是盖伦医生以为的最低温度。欧洲冬天的气温经常低于冰点，在虎克的温标里为“零下”2，或以负数表示的温度。他的温度计和温标随即被学会接受为“官方”标准。
但在虎克作古几十年后，王家学会的温标已经面目全非。十八世纪初的学会标准是一个上下翻转的“倒置”（inverted）温标，其中的零度变为没有特定意义的“非常热”温度。日常的温度全在该零度“之下”，也都为越冷越大的正数。比如水的冰点是65度，而更冷的“非常冷”为80度。出于虎克和学会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温度计逐日测量气温。王家学会体贴地将温标倒置，免得不精通数学的人在寒冬经常遭遇头疼的负数。
即使在波义耳和虎克的有生之年，惠更斯、牛顿和哈雷也没有赞同他们的思路。虎克以缓慢加热决定的温度梯级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不如像盖伦那样用两个固定点之间平分的温度梯级合适。惠更斯同意以水沸腾成蒸汽的“沸点”（boiling point）作为第二个固定点。哈雷则主张改用酒煮沸时的温度。牛顿迟至十七世纪末才开始钻研温度，自制亚麻籽（lintseed）油温度计做实验。他在1701年匿名发表《炎热程度之标度》论文时附有自己绘制的温标，分别以水的冰点和“正常人”的体温——“血热”（blood heat）——为零度和12度。十六世纪的瑞士医生哈斯勒曾认为人类的体温随年龄、居住地和四季等因素变动（见《之一：冷与暖》插图四）。他的臆测在有温度计实际测量后已被推翻。健康人的体温相当稳定，人与人之间也相差无几，不失为可取的温度固定点。
大师们的众说纷纭事出有因：没有人能肯定水总会在“固定”的温度下结冰或沸腾。波义耳怀疑水的冰点随所在纬度而异，曾建议用八角油（aniseed oil）冰点取而代之。想象力丰富的哈雷觉得溶洞或地窖里阴凉的温度更为可靠，对巴黎天文台深深的地下室情有独钟。但相对而言，他们也都认可纯水冰点温度的稳定性。
水的沸点大为不同。托里切利早在十七世纪初注意到水的沸腾温度随环境变化。在高山上或风暴将至之时，他的气压计读数较低，水沸腾的温度也随之降低。惠更斯因此将水的沸点限定为海平面正常大气压——76厘米高水银柱（760托）——下的沸腾温度，还是察觉蒸馏水会在同一温度计表明的不同的温度上沸腾。牛顿用自己的温标发现水在33度时开始沸腾，34度之后才剧烈沸腾，因而改选更稳定的体温。当然体温也有其不方便和不确切之处。哈雷也承认酒的沸点随酒精含量变化，用作固定点不值一哂。
尽管王家学会频频设立、修改标准。形形色色的温度计和温标还是层出不穷，不一而足。
1724年时，波兰出生、荷兰长大的华伦海特（Daniel Gabriel Fahrenheit）在王家学会的《哲学会刊》上一口气发表五篇论文，如愿被接纳为会员。其中一篇讲述他一次小心翼翼地搬运一瓶还没有结冰的冷蒸馏水时不慎滑倒，看见烧瓶里的水在那一瞬间全部变成一片片固体的冰。他重复验证后确认纯净的水能够冷却到冰点之下还保持液态。水结冰的温度确实不“固定”。
意外的摔跤也让华伦海特发觉如此“过冷”（supercooling）的水在被晃动时突然冻结为冰，温度倒回升至原来的冰点。他提出冰和水的混合状态是比观察水结冰更为可靠的冰点。其实，或者出于直觉或者为求便利，虎克当年用作“冰点”的也是冰水混合物。
华伦海特对温度的兴趣源自十多年前的一次偶遇。他十二岁时父母因误食有毒蘑菇双亡，自己后来为躲债独自在北欧流难。1708年，22岁的华伦海特在哥本哈根见到当地市长、曾第一个测出光速的丹麦天文学家罗默。与第谷、开普勒等前辈同样，罗默观测天穹同时也记录气象。他毫无保留地为远来的年轻人演示自创的校准温度计方式和温标。罗默将水的冰点和沸点分别定为7.5度和60度，特意在冰点之下为更低的温度预留空间。华伦海特到来的那年是一个尤为苦寒的严冬，哥本哈根海港里的厚冰超过半米。罗默记录的低温差点逾越他的零值进入负数。他后来也改用起倒置的温标。
在罗默的启迪和鼓励下，华伦海特迷上了温度计和温标。为保证所有温度均为正数，他选取自己能找到的最冷之物——冰、水和海盐的“共晶混合”（eutectic mixture）——为零度，然后以冰水混合物和常人体温作为30度和90度的固定点制订温标。它们后来被改为32度和96度，以便水的冰点和沸点（212度）之间形成最易于平分成各种等份的180度。与此同时，华伦海特制作出质量和准确度均出类拔萃的温度计。他使用的纯净水银一举成为温度计不二之选，淘汰酒精等其它材料。
华伦海特却没能从中获利，在1736年去世时不名一文。那五篇论文是他人生仅有的著述，也是他的温标在正式出版物里的最早现身。华伦海特没有在论文里提及罗默。
华伦海特《哲学会刊》论文问世六年后，法国学者、贵族雷奥穆尔（Rene Antoine Ferchault de Reaumur）也在《法国皇家科学院论文集》里发表自己的温标。与华伦海特带动的大趋势相反，雷奥穆尔坚持用酒精制作温度计，以水的冰点作为唯一的固定点：零度。他的温标和测定方法与虎克别无二致，论文里也只字未提七十年前的先辈。
法国天文学家德利尔（Joseph-Nicolas Delisle）也与罗默一样地承继着天文学家关注地球气象的传统。他设计的温标有两个固定点，与王家学会一致地倒置着：水的冰点和沸点分别为150度和零度。
在比丹麦更北的瑞典，也是天文学家的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同样每天测量气温。他出生学者世家，有数学家的爷爷、天文学家的父亲和外公，还有一位植物学家的叔叔。青年摄尔修斯周游欧陆，在法国时协助莫佩尔图选取瑞典和芬兰交界托儿纳河谷为靠近北极的纬度间距测量点。莫佩尔图亲自率领的远征队启程时，已是北欧最古老的乌普萨拉大学教授的摄尔修斯也随队而行。他协助大地测绘、研究极光，在颇有建树同时巩固与法国学界的紧密联系。
送别远征队后，摄尔修斯在乌普萨拉创建北欧第一座天文台，仿效巴黎和格林威治天文台将其所在地定为本初子午线。他使用雷奥穆尔和德利尔提供的温度计观测、记录气候。为方便起见，摄尔修斯将德利尔的150度冰点改为100度，同时保留水的沸点为零度。他修改的温标发表在1742年的瑞典学术期刊上。
两年后，42岁的摄尔修斯因肺结核去世。
在伽利略帮助人类摆脱冷暖自知的一个半世纪后，度量冷暖的方式依然一片混乱。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博物馆里收藏的一支1754年的温度计上附有多达18种温标。
在华伦海特作古四十年后的1776年，王家学会组织委员会审理温标，由在气动化学中名声鹊起的卡文迪许领衔。
水的冰点和沸点已被广泛接受为温度固定点，只是沸点的不确定在越来越精确的温度计测量中愈加显著。一些温度计干脆标出两个沸点：水在华氏204度时开始沸腾，在212度时剧烈翻滚，相差八度之多。托里切利早就认识水的沸腾与气压密切相关。委员会里也有现成的专家。瑞士人德吕克（Jean-Andre De Luc）四年前才来到英国，已经出版《关于大气变化的研究》3论述气压与温度的关系。他常年在瑞士的大山里游走，研究气象和地质。自托里切利的姐夫佩里埃带着气压计登上多姆山之后，登山爱好者有了测量高度的利器。不过单纯由气压计换算出的高度往往不尽人意。德吕克明白偏差主要来自温度的变化。他同时测量所在地的气压和温度，总结出以后者修正前者的经验公式，大大提升测高的可靠性。
反之亦然。卡文迪许和德吕克指出测量水的沸点时也必须同时测量气压。如果气压偏离标准的76厘米高水银柱，测出的温度必须以相应的经验公式加以修正。水的沸点测量因此有了更为规范的标准，但问题还是没完全解决。
德吕克细致地察觉水的沸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溶解在水里的空气冒泡逃逸到水本身大规模转化为蒸汽可分为六个各有不同的温度的阶段，也会发生与结冰时过冷相对应的“过热”（superheating）：温度超过沸点的水。更要命的是水里的温度非常不均匀。靠近火源的底层与水面相差很大。水沸腾时的翻滚正是热在水里传递以达到平衡的过程。温度计在水里的位置、浸没程度无不影响其读数。正彷徨无措之际，卡文迪许找出一个窍门：在几乎密闭的容器里将温度计整个地置于翻滚着的沸腾水面之上的蒸汽里，可以测得稳定的沸点温度。这个操作有与利用冰水混合物异曲同工之效。
委员会众人大松一口气。他们心满意足地将华伦海特的水银温度计和温标升格为王家学会的新标准，促使其在英国本土和北美的殖民地广为流行，包括已经宣布独立的美利坚十三个殖民地和之后的合众国。
但在欧洲大陆，雷奥穆尔的温标因其名望一枝独秀。拉瓦锡与拉普拉斯一起测量火焰燃烧和动物呼吸热量时用的就是雷奥穆尔的温标，并反复为之校准。当拉瓦锡在1789年提出以冰点的水定义重量单位时，他指定的是雷奥穆尔温标下零度的水，而非华伦海特温标之32度。
按照计划，从敦克尔克到巴塞罗那经线距离的测量应在1792年夏天结束，为“米”提供精确的数值。由于国内的革命动乱和外敌借机入侵，两位天文学家那时还没能启程。他们身边的世界也已天翻地覆。
英国人班克斯讥讽法国人习惯性的歇斯底里固然刻薄，倒也不太离谱。天空中的气球不那么稀罕后，巴黎民众为梅斯梅尔的动物磁流疗法“着迷”多年，继而又集体投身大革命狂热。国民议会内部破裂成针锋相对的两派，按照代表们的习惯坐席分称为“左翼”4和“右翼”5。大革命在激进左翼的强劲推动下高歌猛进，一日千里。路易十六在1792年9月被废黜。法国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美利坚式共和国。
拉瓦锡和法国科学院也在劫难逃。科学院学者们大多有贵族身份，属理所当然的革命对象。十年前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医生马拉在革命浪潮中脱颖而出，变身叱咤风云的左翼领袖。他在报刊里持续发表檄文，猛烈抨击科学院为一群养尊处优的无知、无能现代江湖骗子。拉瓦锡首当其冲。马拉指责他在燃素和热质上出尔反尔思想混乱，氧化、还原理论杂乱无章矛盾百出。巴黎人趋之若鹜的梅斯梅尔疗法惨遭漠视也被视作拉瓦锡和科学院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典型表现。马拉呼吁踢开科学院的精英权威，改以公众意见评价科学成就和科学家。
身为“旧政府”6官员，拉瓦锡面临的不仅是学界纠纷。马拉详尽控诉拉瓦锡不惜工本建筑扰民的巴黎围墙、为破坏革命挪移火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等种种罪行，还无端指控他蓄意在负责生产的烟草里掺入水和杂质造假牟利。在沉重的舆论压力下，拉瓦锡无奈地在共和国诞生的辉煌日子里辞去政府职务，携夫人玛丽-安妮搬出小兵工厂的寓所和他们心爱的实验室。
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自家浴缸里被政敌刺死。左翼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借机奉马拉为革命烈士。还在国民卫队服役的拉瓦锡也只得持枪为他守灵。大革命的热潮持续升温。所有名义上隶属王室的团体被取缔，包括声名远扬的科学院。学者们被逐出卢浮宫后，昔日的王宫被改造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参观。布丰当年经营的“国王柜子”皇家花园也被改作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势不可挡的改革步伐不再能消极等待经线距离的测量。拉瓦锡、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等人在被扫地出门之前奉命估算经线应有的距离。国民议会以他们的数值制作出“临时米尺”7作为标准广为分发，与早年的标尺一样地镶嵌在建筑物里永久保存。
十进制的度量衡终于华丽登场。法国的货币也被改为十进制，一法郎（franc）可换整整一百个“生丁”（centime），等同于0.01克金子的价值。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美国在一年前已经颁布世界上第一个十进制货币系统：一美元（dollar）等于十美角（dime）或一百美分（penny）。
但巴黎的改革更为摧枯拉朽。数学家罗姆（Gilbert Romme）将科学、理性的十进制应用于计时，设计出一天十小时、一小时一百分钟、一分钟一百秒的新式钟表。为保持这样的一天与自然的昼夜交替合拍，他不得不将原有的一秒钟时间略为缩短。拉瓦锡也许会暗自欣慰他们幸好没有把米的定义通过悬摆与秒捆绑在一起。
罗姆也没法对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自然周期大动干戈。他的新日历里一年还是十二个月，不过每个月改为同样的三十天，分成各为十天的“星期”。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和数学家克拉维斯修改历法的二百年后，法国在大革命中有了自己的日历和钟表。革命历法以法兰西共和国诞生的1792年9月22日为元年元旦。那天正是秋分日。罗姆热情洋溢地宣称太阳光在那天同时照亮地球南北两极，在一天内遍洒每个角落，体现人类自由光明之到来。十二个月也都以它们独具的气候或自然景象重新命名。
共和国2年花月19日（公历1794年5月8日），杜乐丽花园前 “革命广场”8上熙熙攘攘。人们像多年前看气球一样翘首以盼，等待又一批革命的敌人走上断头台。
早在革命之初的1789年10月，曾与拉瓦锡和富兰克林一同鉴定梅斯梅尔疗法的医生吉约旦（Joseph-Ignace Guillotin）提议用尊重人权的方式处死罪犯。他的名字随即阴错阳差地被用于应运而生的“断头台”（Guillotine）。马拉遇刺后，共和国在罗伯斯比尔领导下进入腥风血雨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观享断头台大显神威已是每天的家常便饭。也是在这个革命广场上，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分别于1793年1月21日和10月16日被以“叛国罪”斩首。
这一天列队走上断头台的是28名昔日的包税人。拉瓦锡排在第四位，他同为包税人的岳父紧跟其后。35分钟后，他们的头颅和躯体被分别堆放在柳条筐里和大车上，穿过拉瓦锡建造的收税城门运往郊外的乱葬岗。
革命法庭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审定他们侵吞民脂民膏中饱私囊的罪恶，判处死刑。拉瓦锡的包税人生涯终成他无可逃避的毒咒。据称当事法官在回应人们以拉瓦锡的科学贡献求情时断言 “共和国不需要学者”9。那也只是后人编造的历史传说。确有拉瓦锡的朋友致信法官试图动之以情，只被置之不理。拉瓦锡和岳父等人之案是一损俱损地集体审判，不存在个别酌情处置的余地。
七年前才应路易十六盛情邀请来到巴黎的拉格朗日在写给参与测量经线距离天文学家的信里感叹：“他们砍下那颗脑袋只用了一瞬间，可一百年内也未必能再产生这样的一颗。”10
拉瓦锡遇害时年仅五十岁。
（待续）
美国的“国务部长”（Secretary of State），相当于外交部长。
below zero
Researches on the Modifications of the Atmosphere
left wing
right wing
Ancien régime
provisional meter
Place de la Révolution
La République n’a pas besoin de savants.
It took them only an instant to cut off that head, and a hundred years may not produce another like it.